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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2(第13页/共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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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董方奎的《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 年2 月17 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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