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 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 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 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 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 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 年第6 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 年第9 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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