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29—1930 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1964 年和197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①。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1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1905—1908)和宣统一朝三年(1909—1911)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 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18 卷,又卷首1 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 卷,《西巡大事记》11 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 卷,《条约一览表》1 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①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1.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 卷,陈弢辑,光绪元年(1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60 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 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895—1901)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 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6 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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