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1 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 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1 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1 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 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 卷,收录折片897 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64 卷,收录折片1314 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 卷,收录折片1921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 件,为《林文忠公政书》150 件的39 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13 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1.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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