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落。1911 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1912 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 月13 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 月7 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 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 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 卷,皆同治十一年(1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 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 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 卷,皆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首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 卷,收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39 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 件、770 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