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作品 中国通史全文阅读简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13(第8页/共11页)
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13(第8页/共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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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 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0 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 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 卷）、《皇舆西域图志》（52 卷）、《五军道里表》（49 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00 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 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 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①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首。
① 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 卷，又“补编”4 卷，“总纲”8 卷，“补总纲” 1 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 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 种著作，计有79070 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②。《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③。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①。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②，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③。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 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 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 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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