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作品 中国通史全文阅读简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13(第7页/共11页)
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13(第7页/共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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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① 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 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0 卷，又“外集”20 卷，“逸句”2 卷，“补遗”22 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 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0 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0 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 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 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 卷，“附录”2 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 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 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 卷，“正编”85 卷，“续编”33 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 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 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 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 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 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 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 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 卷）、《皇朝通志》（200 卷）、《皇朝文献通考》（266 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 卷），《皇朝礼器图式》（18 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 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 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 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 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 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 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 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 卷）、《八旗则例》（12 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 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 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 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 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②，并纂成康熙《会典》162 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③，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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