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 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 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 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 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 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 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 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①。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 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 卷),四十三年(1704 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 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①。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 卷)和《钦①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 页。
① 梁章钜:《栖垣纪略》卷1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0 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 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 卷)、《朱批谕旨》(360 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 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②。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③。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 卷)、《历象考成》(42 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④。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 卷),又《图说》(1 卷),修成《广群芳谱》(100 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 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 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06 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0 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 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0 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 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 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0000 卷,分为6 编32 典, 6109 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 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 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00 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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