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①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今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②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顺门。皇帝命司礼中官谕众臣退去,众人说要得皇帝遵从议礼前议的谕旨才肯散去。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士执丰熙等八人下诏狱。杨慎与王元正撼门大哭,跪伏的众臣应之,声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员到午门听上谕,宣布给予跪伏者停俸处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杨慎服杖之后,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属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云南寻甸、武定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流劫于嵩明、杨林、木密等地,进而围攻省城。杨慎适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于是戎服执戈,帅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③。杨慎在滇,时领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沪州,或于重庆。杨慎虽身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国公镇守中官都很优待他,故杨慎得乘间游历云南,咏诗为文,以抒其怀。而世宗因议礼一事最恨杨廷和和杨慎,每每向左右索问杨慎的情况,阁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杨慎等不能获得赦免的恩典。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丧等特殊情况,不得随便奏请还家。根据有关法律条例,戍卒年满六十者可以请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岁的杨慎乞求有关衙门准许。而“军卫及当道皆唯唯,转相推调”①。杨慎又委托门人走云南巡抚的后门,皆不得要领。地方官虽善视杨慎,但谁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过界限。因之,杨慎有子而壮,却仍要以衰迈之躯,荷戈趋伍,对于一个曾一度风云于政坛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和打击。杨慎年届七十,私自归蜀,巡抚急遣四名指挥使逮之,械还。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②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② 《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③ 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新都县志》。
① 杨慎:《与同年书》,转引自《杨慎诗选》第142 页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在云南,努力从事于文化学术活动。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成于云南。杨慎在云南结交广泛,行迹所至,总是以其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为各族杂居之所,许多少数民族士人也都趋从杨慎。经常与杨慎从游的滇中士人有吴懋、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等,称杨门六学士。上述六人加上杨云山,又称杨门七子。与杨慎过从甚密的还有白族士人董难和丽江土知府木公。从杨慎在云南的诗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这些士子在杨慎的影响下,砥砺志学,大多取得了成功。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阳系著名的白族学者、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归乡,与杨慎唱酬甚密。编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阳还辑刻了不少书籍,可惜大都佚而不传。
杨慎与望风慕学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诗文词曲外,他还致力于经书、史书、子书的研习,甚至还涉足于书画医学等领域。杨慎对学问的广泛学习研究,其著述的辗转抄录和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的发展。杨慎还在临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杨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向学,其门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杨元达叙刻师作《诗话补遗》,梁佐编刻《丹铅总录》。洪武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①。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