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④。“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⑤,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⑥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⑦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① 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② 据《明史》本传。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③ 《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 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 《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⑥ 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⑦ 《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⑧ 《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①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②,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③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④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①。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②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③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④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① 《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 《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 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⑤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① 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②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 《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④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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