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①,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欲望。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② 谢蕡:《后鉴录》。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④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⑤ 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②。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③。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①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②。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③;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②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② 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②。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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