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①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1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②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① 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①御史何天衢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1510),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②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③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马文升传》。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吏兵二部正》。
③ 《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第三节刘大夏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
景泰六年(1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当然是由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1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发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①弘治六年(1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②刘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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