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①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②。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③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发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①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②。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③。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④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大声发问,“大夏仍未敢对”。孝宗只得说:“朕唯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刘大夏这才叩头说:“诚如圣谕。”①刘大夏是兵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评骘人物,不是他的本职。但即使对于职任内的事情,刘大夏也是很小心的。孝宗要他参与拣选坐营近侍内官,③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② 刘大夏:《乞休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九。
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④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他就以“国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预此事”②,要求回避。
孝宗明白,刘大夏不愿参与内官事,是怕此辈他日加害。实际上,由于孝宗过分的宠信,不但引起宦官的猜忌,也引起包括几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同僚们的猜忌。阁臣们不得不向刘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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