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①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① 《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①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②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①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①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①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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