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②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③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0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①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① 《明史》卷三○四《萧敬传》。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③ 《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①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①“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②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③① 《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② 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③ 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弘治中兴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④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干柴烈火。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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