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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14(第4页/共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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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八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四。
⑦ 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⑧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⑨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② 张应俞：《杜骗新书》十九类《太监烹人吸精髓》。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
第四节对商人的管理与控制制度明初，朱元璋实行重本抑末政策，颁布贱商令。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下令，“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䌷纱”①。封建社会中，着装代表了人的社会等级，这一法令体现了朝廷对商人地位的蔑视和严重压制。同时，朝廷还对商人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除向商人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对其进行封建的超经济强制。明中叶后，随着社会商业的繁荣发达，统治阶级对商人的压榨主要转到经济上的重盘苛征，但依然未放松对商人的人身控制，直至终明。这条紧勒在商人脖子上的绳索，不仅将商人置于绝地，最后还几乎窒息了明中后期活跃的商业经济，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明廷对商人制定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与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商人，表现了封建制度对劳动者的主宰意识。有明一代对商人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占籍和清审制度明代商人大致可分为坐贾与行商两大类，“大凡民间开一铺一店者，无论物之贵贱，即名坐贾。移彼就此者，无论途之远近，即曰行商”②。无论坐贾、行商，政府都要对他们进行户籍归类与登记，以掌握其个人、家庭人口及资产等情况，便于封建徭役的佥派。
坐贾，又称铺户、行户或铺行，是指在城镇开店设铺卖货者。他们有的是世代经商，承继祖业经营店铺的；有的是后来加入的，其中不少是外来的富绅、地主、手工业者来某地开店设铺，经销从各地贩运来的土特产的。如当时两京铺户大多从外乡而来。
京师附近的河北宣化，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等①。因此，坐贾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世代开店铺者，又有从行商改为铺户者，有富民②、小手工业者，还有军人（包括锦衣卫官校）、士夫、品官及皇亲贵戚等经营店铺者。从户籍看，既有民，又有军、匠户。在明代商人中，坐贾人数也比行商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和新兴城镇。特别明中叶后，坐贾人数更是大幅度增加。宣德、正统年间，长江中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国朝重农考》。
② 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等《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部风俗考”。
② 永乐年间，迁往北京落籍的富民及其后裔，开设店铺者就很多，甚至有的一家有数处开张。见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三○。
流的刘家隔，“商贾占籍者亿万计”③。这显然有夸张成分，但人数众多恐是事实。两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商业都会，更是铺户集中和稠密之地。万历年间，据当时宛平知县沈榜记载，仅宛平一县铺户合计有三万九千四百零二户。照此推算，整个北京铺户约七万八千余户。这些人成为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
对这些人数众多的商户，朝廷将其纳入册籍。官府首先“因其里巷多少”，将坐贾“编为排甲”，然后，“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①。同时，根据习惯，将经营同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处，如明初南京，“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皷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钞库街，北则木匠营。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②。行政管理上单独编排，进行注籍登记，并将他们归属五城兵马司的管辖，在完成了这一套手续后，商贾们方能取得居住和营业的合法权利。这就是坐贾的占籍制度。铺商一旦注籍，就与官府建立起一种封建隶属关系；编成铺行，是朝廷对他们的严密组织。
行商流动性大，不易掌握。一般在原贯或原籍地进行注籍登记，著令承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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