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8(第9页/共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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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之数的。唯独景府以皇祖宠爱超过分数，致坏祖制。这是由于皇祖一时没有采纳忠言的缘故，至今仍追其过错。

    福王为何引以效尤。况且今日河南、山东等省抚、按官，已将土地搜括殆尽，如复搜括不已，恐有奸徒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如果这样，中州、齐、楚之间，稍有土地者必不安心其生，天下必从此多事①。

    其后，叶向高又多次上疏抗争。其他廷臣也一再力争。明神宗才被迫同意减半，改为二万顷。最后总计实给一万九千余顷。

    因为河南肥沃之地不足，只能拨给一万一千余顷。差额由山东、湖广二省各划给四千余顷，予以补齐。福王才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之国洛阳。

    在明代封国河南的诸王中，福王府庄田最多。“诚为迥逾常格”，“偏爱而私之”。据《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七月条载，是月户部奏中州诸王钦赐庄田之数：周王府五千二百余顷；赵王府九百九十余顷；唐王府一百四十余顷；郑王府三百六十余顷；崇王府八千五百顷；伊王府、徽王府遗地三千余顷。

    明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后继者起而效尤。天启七年（1627），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府；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之国荆州府；明神宗第七子桂王朱常瀛进居衡州府，所赐庄田，“动以万计”②。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王府庄田与皇庄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分布广。皇庄除了南方有湖广安陆皇庄以外，均设在京师地区的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而王府庄田则遍及全国各地。在两京十三省中，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广、江西、广西等省都设有王府，有的一省有多个王府。有王府必有庄田。唯有南北两京和浙江、福建、云南等省没有设立王府。“吴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闽、广、滇、僰不以封，以其险远”①。这是明太祖立下的制度。永乐迁都以后，北京亦不再设立王府。① 以上综合叶向高：《请减福藩庄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明神宗实录》卷五○八。② 此为《明史·食货志》的笼统估计。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两条记载：瑞、惠二王各请给庄田三万顷，后因无田可给，瑞府庄田“尚未得十分之一”；惠、桂二府也相差甚远。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三《藩封》。明太祖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洪武二十八年改封云南。未之国，即可见不设立的地方，一是京畿所在地，即政治中心，二是财源重地，即经济重心，三是边远地区。说明明太祖在分封诸子为王的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些考虑，既担心他们妨碍政治、经济要地，又要防止鞭长莫及。王府最集中的地区是河南。因为它和北直隶毗邻，距离北京不远不近。洪、永以后，列圣相承，都以吴越、闽广等地为禁区，不设王府，自然也就没有王府庄田。

    第二，数量多。皇庄，包括起初的宫庄、湖广安陆皇庄和畿内地区的皇庄，总计为七万六千余顷左右。而王府庄田，有数字可考的，总计达数十万顷之多。仅设在河南省内的潞王府（卫辉）、福王府（洛阳）以及早先的周王府（开封）、赵王府（彰德）、唐王府（南阳）、伊王府（河南）、郑王府（怀庆）、崇王府（汝宁）、徽王府（钧州），合计即有庄田七万七千余顷，比全国皇庄多出一千余顷。万历六年（1578），全国官民田土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河南田土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九顷。上述河南九个王府庄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1％、河南的10％左右。王府庄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规模越来越大。皇庄始创于永乐，至三十多年后的天顺朝方正式命名，且发展缓慢。迄成化朝只增加一处，直到弘治中也仅再增三处。正德时进入高峰，新建三十一处。其后，除湖广安陆兴献王庄田改为皇庄外，再没有扩张，并改名为“官地”。而王府庄田的发展过程则大不一样，与国相始终。从洪武朝开始，不断直线上升。“仁、宣之世，乞请渐广”。至英宗时，诸王所在多占夺民田。成化、弘治年间发展尤其迅速。正德以后，由于宗室人口激增，宗室禄米供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当皇庄在嘉靖以后渐趋衰落之时，当朝皇帝世宗、神宗却逾制偏宠爱子，大量赐田，动以万计，使王府庄田的数量日益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直到明亡。《明史》曰：“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这里所说的“庄田”，王府庄田当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这两类庄田，也是明代土田之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性质与王府庄田无异，都是为了侵夺国家税粮。从地理分布青，与皇庄基本相似，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中国皇帝制度造成的恶果。

    勋戚，即勋臣和皇亲国戚。明太祖朱元璋能够夺得天下，建立新皇朝，与一帮文武能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朱明皇朝诞生以后，这些人都成了开国功臣、新兴贵族。其中一些人还与朱家联姻。明太祖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同时也为了防止这帮新贵居功自傲，影响他因故被废为庶人，徙福建漳州，复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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