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捍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1428)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首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1402)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1403),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② 郑文彬:《筹边纂议》卷一。
③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④ 李日华:《官制备考·分封》。
⑤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① 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
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①。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因此《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②到弘治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号称“九边”。并且每镇设巡抚都御史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分守辖区诸要地。
除此之外,从洪武时起,明朝还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如万全都司、辽东都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所。这些都司和行都司与内地其他都司不同,它们除了具有军事性质外,还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赋税等事宜,以加强对边地的管辖。另在蒙古的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西北地区,也设置哈密卫、安定卫、沙州卫等。这些卫所皆为羁縻卫所,使在东北与西北构成两道屏障,以扞蔽蒙古的进犯和骚扰。
总之,永乐迁都以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③。
瓦剌的兴起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崛起。宣宗时,蒙古诸部战争频仍。宣德九年(1434),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①。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②。于是蒙古的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③,脱欢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瓦剌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逐渐扩张其势力。正统十年(1445)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发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王振擅权,也先阴与王振结纳,①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②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③ 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①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③ 《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王振对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④。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借口贡马减其值而分兵四路大举进犯,其主力由知院阿剌和也先率领,分攻宣府、大同,“塞上诸城堡多陷没”⑤。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大同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的文武臣僚虽有数百人,但却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一切行动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没有周密的军事部署,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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