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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15(第6页/共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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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① 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② 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③ 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① 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才学横溢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②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①。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②;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② 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② 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③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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