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 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0 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① 《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②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发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发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政中枢一时难以有足够的合适人选,因此,几乎与提拔阿合马同时,姚枢于1263 年正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不久,又带相衔先后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中统、至元之际,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乱,断然改变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迁转,军民分职。在实施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的过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当,一度出现“政令日改月异”的状况。朝中有人上言,批评“中书政事大坏”①,忽必烈闻后大怒,是以举朝人心惶骇。姚枢遂上劝言书,向忽必烈陈说保持政令稳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议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图远业。忽必烈怒为释。在担任中书左丞以后,姚枢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或许与阿合马① 据《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当时有宋子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宠不无关系。至元元年,阿合马即从领中书左右部“超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权中枢。至元五年,姚枢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职又一次离开首都到外地供职。他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在河南经理屯田事宜,为平宋张本。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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