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治者一直对元朝和伊利汗国的关系保持着警惕,伊利汗国重臣阿必失哈自元廷归国途中,为也先不花所获,泄露了元朝西北戍军的备战活动,为也先不花重启战端提供了借口,他派军队越阿姆河攻入呼罗珊,直至以脱火赤丞相和土土哈为首的元朝军队再度发动攻势,迫使察合台汗国从伊利汗国撤军,回师东援,才改变了伊利汗国的败局。
1315 年,察合台汗国发生内乱,拥有重兵的诸王牙撒兀儿反叛,失败后逃入伊利汗国寻求庇护。伊利汗国把他们安置在与察合台汗国隔阿姆河相望的呼罗珊地区,企图利用这批降将守边。完者都死后,其子不赛因继立。牙撒兀儿于回历718 年(1318)夏末以“清君侧”为由向部将下达了西进的计划,不久其军抵达祃桚答儿,而前锋则深入到担寒(Damgham 今伊朗北部达姆甘)。不赛因向察合台汗国求援,怯别派出军队前来合歼了这支叛军。不赛因嗣位后还都桃里寺。1324 年(泰定元年),泰定帝遣称海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帖陈、近侍忽都帖木儿出使伊利汗国,当是宣告即位事①。同年不赛因遣使朝贺,并为其权臣出班向元廷请封。泰定帝派遣使节去波斯,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并赐银印、金符。这是继不花之后,元政府再次直接授官于伊利汗国大臣。出班专擅国政,诸子皆居要位。不赛因杀出班三子,出班举兵叛乱,兵败被杀。
1335 年不赛因死后,伊利汗国迅速瓦解,各地蒙古贵族纷纷自择贵族拥立为汗,互相攻战。1355 年,钦察汗国的扎尼别汗攻入桃里寺,操纵朝政的出班后裔努儿失完不知所终。一些贵族也纷纷自立,形成割据局面。1340 年,据有报达城的蒙古贵族哈散(扎剌亦儿氏)自立为汗,其子歪思汗于1358年攻占阿塞拜疆等地,移都桃里寺,史称扎剌亦儿王朝,十四世纪末为帖木儿攻灭。
伊利汗时代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随旭烈兀来到西域的有不少精通汉地天文历数的学者,其中有一位名叫屠密迟(译音)的人,被称为先生。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奉命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曾向他学习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①。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伊利汗国② 《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①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① 布洛晒:《蒙古史导言》,页100,莱顿,1910 年。
任职,他们带去了各类书籍。伊利汗合赞命丞相拉施都丁编纂《史集》时,曾谕令他搜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译音)应召参加编修工作,并为拉施都丁讲解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伊利汗时期,中国的医术大量地传入波斯。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服务。旭烈兀本人很喜欢中国医生为他治病。主持编纂《史集》的拉施都丁丞相就是一位医生。1313 年,在拉施都丁的主持下,把中国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著作《脉经》译成波斯文,题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此书至今尚保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图书馆中。
驿传制度在伊利汗国得到了普遍推行。早在1239 年窝阔台时代,镇守西域的畏兀儿大臣阔里吉思就已在自己的辖区内普设驿站①。合赞即位以前,伊利汗国的驿传制度产生了不少弊病,造成驿路的严重阻滞,人民普遍不满。合赞下令整顿驿传,设立专供勾当军国重事的使臣乘驿往来。伊利汗政府还在全国主要道路上每3 程(farsang,约18 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 匹。使臣需持有金印牌符方许乘驿②。合赞汗的这些措施同元朝整治站赤的办法基本相同。
“牌符”制度也在元朝传入伊利汗国,伊利汗政府授予各级将领、地方官员和使臣不同等级的牌符,作为其权力或身份的凭证。诸算端(诸侯)、灭里(州的长官)佩圆形大虎符,地位略低的牌面略小些。使者驰驿则给以圆牌,上著“官牌”字样,完成使命后须交还。各边区长官需遣使乘急递铺马递送紧急军情者,也发给3 至5 面圆牌。现在波斯文的“牌子”(paiza)这个词,就来自汉语。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二册,页501—502。
② 《史集》汉译本第3 卷,页460—463。
第十一章文化的发展元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等文化领域,既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又有许多创造性;而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文化发展上又充分体现了多元性。
第一节哲学思想理学的继承和传播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家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们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这在儒学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理学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时君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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