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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4(第9页/共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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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扩大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

    在财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财。尽管汉族儒臣对“时相多西域人”颇为反感②,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贼臣摄祭》。按也先铁木儿已在漠北被泰定帝处决, 未与大都告庙事。③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许有壬:《纠锁南状》,《至正集》卷七六。① 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申斋集》卷六。

    ② 苏天爵:《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①。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突然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旧史家评定泰定年间是“天下无事”的“治平”时期,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很允当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时,泰定帝实际上也敏锐地意识到,儒臣和一般汉族民众的感情态度,对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汉人儒臣对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绪。张养浩这样描写他回忆起英宗“御容”时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间,凛凛丰仪肃九关。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②泰定帝作为一个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个人背景的君主,要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取得朝中汉人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他不太听得进汉人儒臣的各种建言,但在表面上对他们仍相当尊重。张珪有病,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自世祖以来,太庙岁仅一祀;英宗复古制,一岁四祭。时太常院臣请裁择,泰定帝说:“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命仍四祭。”不过庙祀仪式十分繁琐复杂,尤其是夏、秋两祭,英宗时尚沿用原先为孟冬卜日大祭而设计制作的法服,“被服夹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气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学元英宗亲祀,宣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①。科举取士这时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对,“惴惴几坠”,但泰定帝终于还是保留了被汉人看重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的这项制度②。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则在泰定元年发展成正式的经筵制度,“始以省、① 天历二年运粮352 万石,惟至者仅334 万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粮数。

    ② 张养浩:《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归田类稿》卷二○。

    ① 《元史》卷二九、三○《泰定帝纪》一、二。柳贯:《请添造单罗法服状》,《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贯所记为摄礼仪的状况。天子新祀,当亦如此。

    ② 据许有壬:《送冯照磨序》,此事发生在泰定帝即位当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提到宰执有停科举庙享、只存冬祭之仪,系于泰定二年记事后。但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对泰定二年前有关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经筵事,而设其属焉”③。以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等名士担任进讲官,执经以从。

    然而,虚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当国得君”的大臣,多是与汉文化隔膜颇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间省台冲突又一次趋于尖锐。中书参政杨廷玉以赃墨败,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诬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憾。张起岩三上奏章抗辩,“事乃得释,犹皆坐罢免还乡里”。中书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④。这个时期的省台冲突,依然曲折地反映着蒙古回回势力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与他们在仁宗和英宗时期高涨的情绪相比,汉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终怀有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都相当消极。

    两都之战真正对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项中原王朝制度,是册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册封皇后八不罕氏同时,立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并命朝臣摄祭太庙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诏下,改当年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半个月后,阿剌吉八便以储君名义,与皇太后联名降旨谕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但到八月初,燕铁木儿抢先在大都发动政变,两都之间争夺帝位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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