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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3(第1页/共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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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之源”不儿罕山即肯特山地区，原是突厥语民族的居地。蒙古部落迁到这个地区后，十分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途径吸收了不少留在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从而使本身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受到突厥族的深刻影响。上述蒙古人的苍狼白鹿始祖传说，当是承袭了高车、突厥人的狼祖传说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的；感天光生贵人的神话，也和畏兀（回鹘）人天光照树诞生可汗的传说有一定关系①。当蒙古部落还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中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迁居鄂嫩河流城和肯特山地区后，他们从当地突厥语族居民那里学习了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丰富经验②，由原来“射猎为务”，“捕貂为业”，“用桦皮盖屋”（《隋书·北狄·室韦传》）的森林狩猎部落，转变为饲养马、牛、羊，逐水草放牧，居“黑车白帐”的草原游牧部落。《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的七祖篾年土敦（据《秘史》、《元史》，为八世祖）之妻莫孥伦拥有的牲畜多到不可胜数，聚拢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下的河边都布满了③。篾年土敦、莫孥伦生活的时代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相当于辽圣宗时期。《契丹国志》也记载辽时的“蒙古里国”人民过着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以牛、羊、马、驼、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足见此时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已有相当发展，能够提供远超过自身消费的大量牧畜和皮、毛等畜牧业产品，用于和邻人进行交换了。
随着蒙古部落游牧经济的发展，氏族共有制被突破了。传说阿阑豁阿死后，四个大儿子把家私——牲口（adusun）和食物（ide’e）都分了，欺侮幼弟孛端察儿，不给他一份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家庭所私有，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已成为社会通则。私有制刺激了家庭财富的积累，一部分人的财产日益增多，成为富者（伯颜，bayan），而大部分则成了贫穷者（牙当吉古温yadanggi-gu’un）。掠夺邻人是强有力者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孛端察儿兄弟共同掳掠了兀良哈部扎儿赤兀惕氏族的一群百姓，“因这般，头口（adu’un，畜群）也有了，茶饭（ide’e， 食物）、使唤的（haran，tutqar，人口、仆人）都有了”①。《契丹国志》说，当时① 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374—3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② 史料记载室韦人“无羊”，蒙古语的绵羊一词（qonin）就来自突厥语。蒙古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说明他们是从突厥语族人民那里学会畜牧业的，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页418。
③ 《史集》第1 卷第二册，页18。
① 《元朝秘史》第38 节总译。
北方达打（塔塔儿）等部皆“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蒙古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孛端察儿之孙篾年土敦带有突厥语官号“土敦”（tudun）的头衔，当是部落首领，他家就拥有多不胜数的牲畜。后来，被辽朝军队打败的札剌亦儿部从克鲁伦河溃退，侵入蒙古部牧地，发生了冲突，篾年土敦诸子被杀。其孙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长大后，率部复仇，灭札剌亦儿部，尽掳其妇幼为奴。札剌亦儿是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辽史》作“阻卜札剌部”），因此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很大，它使海都的威望和势力大为扩大，“拥有了难以数计的妻妾、部属、羊群和马群”②。《元史·太祖本纪》说，海都被立为“君”，自战胜札剌亦儿后，“形势寖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和次子察剌哈宁昆相继袭为部落首领，“宁昆”（《秘史》作“领忽”）即辽朝的属部、属国官官号“令稳”之音讹。察剌哈长子直拿斯继任为首领，称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辽高级属部、属国官官号“详稳”，地位相当于节度使。当时漠北各部都在辽朝统治之下，辽朝除设置西北路招讨司等北面边防官府进行控制外，又置北面部族、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辽史·百官志》）。察剌哈父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十一世纪下半叶，即辽道宗时期。《辽史·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084）两次记载“萌古国遣使来聘”，可见蒙古部亦通贡使于辽朝，故其首领被命为属部属国官。中原王朝的封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得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领本部百姓，成为高踞于普通部落成员之上的“那颜”（noyan，老爷，官人）。察剌哈父子由此身价百倍，子孙世袭官人地位，成为蒙古部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称泰赤乌氏（Tayichi’ut，源于汉语“太子”）。拜姓忽儿之子敦必乃薛禅也管领一部分部民，势力不下于察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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