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榷场,每年向西夏“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④。所以宋朝一旦断绝和市,对西夏的影响极大,宋人所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⑤。
① 《辽史·食货志》下。
① 《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② 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参见陈炳应:《西夏商业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
④ 《西夏书事》卷35。
⑤ 《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除官设的榷市贸易外,西夏和宋、辽、金民间也通过“私市”进行交易。私市交易的商品则无所不包,民间买卖金属等违禁品主要通过私市进行,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①,但是“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②。此外,西夏出使宋、辽、金等国的使臣,也多兼营商业。西夏使臣入宋朝,自由出人于民间市肆,“纵其为市”,或在馆舍内进行贸易。西夏使节到辽、金时,允许于“馆内贸易”三日,或“许贸易于市二日”③。西夏的货币西夏建国后,为了适应国内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自己也开始铸造货币。据史书记载,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11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根据已发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以币材分则有铜、铁两种。西夏钱币铸造数量不多,但多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秀丽,如天盛、皇建、光定、乾祐诸品俱佳。新出土的钱币中发现有光定元宝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传世的西夏钱币以天盛年号钱居多,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比较发达。根据考古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品种与数量分析,都以宋代钱币为主,说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宋朝钱币,后期也使用金朝钱币,西夏铸天盛钱后,仁宗曾下令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说明西夏自铸钱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是不足的,所以经常使用邻国货币。也使用金、银,或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以钱币作为相互交换的等价尺度。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② 《西夏书事》卷20。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
第六节金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北宋时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也得到恢复,分布在各城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和发展起来。“商旅所集”,“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④,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今属山西)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时城镇有油、面、布、银等行,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头人为行头、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一般行人除受行头和引领压榨外,还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金朝接待宋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现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金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及巡察漏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及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大定二年(1162)八月,罢诸路关税。二十年正月,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⑤。大定间,中都税务司每年收税额达164440 余贯。
金与宋、夏及其他民族的贸易金朝很重视通过互市加强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来往和贸易。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今河北沽源西南),以易北方牲畜。皇统元年(1141)又应西夏之请置榷场。熙宗与南宋议和后,皇统二年五月,金朝同意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金置于寿(今安徽凤台)、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属河南)、秦(今甘肃天水)、巩(今陇西)、洮(今临潭)、凤翔(今属陕西);宋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属湖北)、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海陵时,由于对宋战争,正隆四年(1159)除泗州一场外,余皆停罢,宋也只留盱眙一场。世宗与宋南北修好,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起来。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乳香、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等;金向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金榷场之法,大约仿宋之制,金对前来北方交易的商人,除征收一般税钱外,尚课入场税。世宗大定间,泗州榷场每岁收入53467 贯;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岁收入33656贯。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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