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问题列有条目叙述。
经济史方面,漆侠《宋代经济史》全面探讨了宋代经济问题;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学者的重视,有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贾大泉《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还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论著,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许多空白。
部门经济的研究更为活跃,不仅有不少论文,如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周荔《宋代的茶叶生产》、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陶绪《宋代麻纺织业的发展》、颜惠崇《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于安义《宋代官吏经商盛因及其社会影响》、雷家宏《宋代农民经商问题略论》、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刘秋根《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初探》等文;还有多种专著,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姜锡东《宋商业信用研究》、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等,这些论著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货币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郭正忠《宋代川峡铁钱研究》、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贾大泉《论交子的产生》等文,田黎瑛《称提之说——南宋纸币管理理论》对南宋纸币管理进行专门讨论,而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认为内库已粗具银行功能;刘森《宋金纸币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两代纸币的专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贾大泉、葛金芳、顾蓉等认为,宋代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确已产生。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认为当时雇佣制关系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宋代雇佣制关系已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镇史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等文,周宝珠、吴涛、林正秋等有研究开封或临安的著作。杨立武《北宋东京城市结构论略》、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结构、货物供应、商业行会等领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等。草市、镇史方面有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专著,对宋代的镇、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等文,再次对唐宋封建庄园制度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庄园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认为劳役地租已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认为宋代地租实质是劳役租。关于宋代地租形态问题,亦有较多争论,漆侠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包伟民则认为这种出现在官田的是“折钱租”,还不能说是货币地租。
宋代人口问题也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袁震50 年代的《宋代户口》提出质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浅谈》认为宋代户口统计与实际人数存在明显差别,穆朝庆、王青济主张男口说,与30 年代日本宫崎市定说法类似;何忠礼则主张丁口说,地方统计的是男口,朝廷统计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卫乔推算军人数与总丁数之比,也主张丁口说;王通明通过考察最高垦田数及亩产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达1 亿;葛剑雄认为户数统计比较正确,据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达1 亿,南宋、金合计超过1 亿。
关于宋代的赋役,许多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差役的性质等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宋代赋役负担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龄、贾大泉、王瑞明、漆侠、王棣、魏天安等,对宋代的赋税、役法、免行钱等分别进行了讨论。高树林《宋元赋役制度之比较》,认为整体而言宋代是进步的,元代则后退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通向征兵制的桥梁以逐步废除募兵制,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从变法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上肯定其积极意义,陈振《论保马法》论述熙宁保马法、户马法和元丰保马法的区别等,漆侠、郭东旭、周良霄、王瑞明、杨德泉等也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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