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16种,计216 卷,与人合撰有8 种,计725 卷。
独撰有《梁史》10 卷,《齐史》10 卷,《周史》10 卷,《陈史》5 卷,《隋史》20 卷。《唐书》100 卷(或作98 卷),《唐书备阙记》10 卷,《唐春秋》30 卷,《贞观政要》10 卷,《太宗勋史》1 卷,《开元升平源》1 卷,《开元名臣奏》3 卷,《吴氏西斋书目》1 卷,《乐府古题要解》1 卷(或作2 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 卷,《五藏论应象》1 卷。
合撰有《唐书》130 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106 卷,《唐高宗实录》19 卷,《睿宗实录》20 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 卷,《姓族系录》200 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幾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 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千古名著《贞观政要》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 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 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10 卷,分为40 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 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 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 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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