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难得有这样见识的。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聚江南诸郡船只于长安广运潭中,陈列各郡所产的宝货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证漕粮还是大宗。这一年漕山东粮食四百万石,江南租米应有相当多的数量。①韦坚所陈列于船上的宝物诸奇物,绫锦等物实为其主要的部分。广陵(即扬州)、丹阳(即润州)、晋陵(即常州)、会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吴郡(即苏州)诸郡的船只都有所装载。绫锦在当时虽不如绢的贵重,韦坚以之奉陈于唐玄宗之前,足证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杜甫诗中有句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②越罗和楚练能够和东吴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转输到渔阳,而且舆台之人都能用上,应非等闲的物品。
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①,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④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①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润州的江宁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置州,后废,唐末复置。② 《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
① 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
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①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① 《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第十一章学术文化的发展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经学的一统和发展经学的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②,“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①。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③,“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④。“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①,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之于仁义,莫若儒”②,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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