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③。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②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 ②《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③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④ 《隋书》卷七五《褚辉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180 卷(其中《周易正义》14 卷,《尚书正义》20 卷,《毛诗正义》40 卷,《礼记正义》70 卷,《春秋正义》36 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讥诋”③。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④。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①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徵、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加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③。陆氏还著有《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并行于世。
学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①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② 《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 页。
③ 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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