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③ 《通典》卷五《食货》五。《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麻土以布绢”。绢字当系衍文。④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 《通典》卷六《食货》六。
⑥ 《通典》卷九《食货》九。
① 《唐六典》卷二○《太府寺》。
② 《通典》卷六《食货》六。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③,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①。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②,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③。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说,唐代前期由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黄河下游各州的人户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贝、沧、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较少,所增加的还不到一倍,当然还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环境下,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润(治所分别在今江苏常州和镇江)四州天宝元年的户数都在十万以上。婺州有十四万四千零八十六户,宣州有十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户,常州有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七户,润州有十万二千零二十三户。与贞观十三年的户数相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润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扬州,天宝元年有户七万七千一百零五,也较贞观十三年增加了三倍。这样的增加倍数虽然不能和黄河下游人户稠密的州相比较,却还不至于不如作为通济渠畔都会的汴州。这就说明了黄河下游的经济有了发展,长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后面紧紧追随,已经逐渐可以攀比得上了。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当地河道纵横,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农田。就在唐朝前期还不断有农田水利的兴修。③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① 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全唐文》卷七四○。
② 杜甫:《遣怀》,《全唐诗》卷二二二。
③ 殷亮:《颜鲁公行状》,《全唐文》卷五一四。
见于记载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扬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兴修④,因而相得益彰,促成农业的发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时旧规,漕运租米,主要取给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州,并未多仰赖于江淮各处。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陈漕政,以江南户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调物。并陈阶级转运的方法。当其总绾漕政之时,虽是更多地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的租输,如前文所曾陈述过的,然重视江淮租米,却是超越其前人的见识。当然,如果江淮农业没有发展,也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