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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4(第3页/共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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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③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 陈州西华县(今河南西华)的邓门陂,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时旧绩,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②。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①。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①,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③,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②,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④。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⑤,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⑥;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⑦;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⑧;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⑨。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11),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卫、郑、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⑩。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①。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仁宗天圣四年。这里所征引的为馆陶王沿上疏言北边御敌事中所说的话。王沿请修漳水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① 《新唐书》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①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 年第2 期。② 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⑤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

    ⑥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⑦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郓州》。

    ⑧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 《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⑩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11)《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①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的河患及人为的决河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②和德宗建中元年(780)③,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④,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⑤。昭宗大顺二年(891),河溢河阳①。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13)②、文宗开成三年(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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