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4(第4页/共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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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③和懿宗咸通中（约864—867）④，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⑤。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⑥。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为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6），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⑦。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⑧。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⑨。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②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③ 《新唐书》卷六《代宗纪》。

    ④ 《新唐书》卷七《德宗纪》。

    ⑤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② 《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③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④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⑤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倣传》。

    ⑥ 《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⑦ 《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

    ⑧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 《资治通鉴》卷二七○，均王贞明四年。

    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节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长江流域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当时皇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这不仅见于当时人士的议论，甚而见于皇朝所颁布的敕令。唐宪宗在为他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就明白说过：“军国费用，取资江南。”①其实江南只是泛泛的说法，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核心所在，实为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当然江南其他各处，也都在“取资”的地区之中，这是因为黄河下游原来被称为富庶的地区，这时已经残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显出优势，为黄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更显得突出，故颇为当时人士所称道。唐朝后期繁重的皇朝财政负担也就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②，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③。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①。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① 《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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