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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3(第9页/共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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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③。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④。“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⑤。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⑥;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⑦。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②。④ 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1981 年第2 期。⑤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⑥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洭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④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⑦ 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⑧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 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① 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 年第6 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③。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1978 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①。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发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②。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③。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④。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⑤。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①。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发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②。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对“反攻倒算”的说③ 漆侠:《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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