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四姓”,为古印度的四种族性,即:1.刹帝利——贵族、武士,政权的掌握者;2.婆罗门——(婆罗门教的)僧侣,神权的掌握者。上述两姓,构成了古印度的统治阶级。3.吠舍——商人,自由民。以上三姓,都属雅利安人,被称为“再生族”,即除从父母那里获得肉体的生命之外,还能从神(大梵)那里得到“灵魂”的“生命”,亦即有信仰宗教(婆罗门教)的权利。4.首陀罗——从事农业等生产的劳动者,乃印度原来的土著人民,被称为“一生族”即只有肉体的生命,而没有“灵魂”的“生命”,亦即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这完全是被压迫阶级。
第二节慧远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师。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时期,他在学习儒学之余,也探讨玄学,为以后接受佛教思想作好准备。具体时间,可以订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至穆帝永和九年(353)之间。第二阶段,是在道安门下,学习道安的般若学、禅观和佛教仪规的时期。时间从永和十年(354)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前后二十五年。第三段,是在庐山传教的时期,自从和道安分手之后,由襄阳辗转来到庐山,驻锡于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间从太元四年(379)到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前后三十八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第三阶段,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世俗之学到佛学慧远(334~416?)雁门楼烦人,俗姓贾,家世冠族,幼年喜欢读书。
十三岁时,随同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洛,二十一岁时,企图渡江,投奔范宣子(即范宣,豫章人,东晋著名经学家)学习。所以十三岁到二十一岁以前,是他学习世俗学问的时期。《高僧传》卷六本传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这是对他学问、性格、风度的评价。又云:“(慧)远少与(卢)循父嘏同为书生。”这是记他的社会关系。按:卢嘏是范阳大族卢谌之孙,卢谌仕于石虎,官至中书监。后仕于冉魏,冉闵为燕、赵联军所败,卢谌临阵被杀,时在永和七年(351。此据《资治通鉴》,《晋书》卷44《卢钦传》附传作永和六年)。当时后赵虽经营洛阳,修复宫殿,而其首都实在邺而不在洛阳。由慧远和卢嘏的关系来看,慧远实有可能到过邺下。因为许昌、洛阳并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卢嘏也没有必要到许、洛就读。但是无论许、洛和邺下都不是久驻之地。永和五年(349),石虎死去,冉闵反胡,屠杀胡羯死者至二十余万。中原大乱。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氏入据蓟城,前秦苻氏西据长安。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于前燕,邺中人相食。先是,永和七年(351),冉魏豫州牧张遇以许昌,平南将军高崇等以洛州降晋,八年(352)张遇据许昌叛晋,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投降前秦。未几,秦将苻雄略地关东,击败晋军,把张遇部下以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迁于关中。同年,晋军又攻克许昌。稍后又收复洛阳。永和十年(354),洛阳又被冉魏降将周成攻陷。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慧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也想南下豫章,后因道路不通,然后北上恒山,拜道安为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早年在邺从佛图澄出家,后来应赵王石遵之请,入居华林园。冉闵反胡以后,他辗转各地,后在恒山立寺,慧远及其弟慧持从他出家。时在永和十年(354),慧远年二十一,慧持年十八,道安年四十二。楼烦(今山西宁武)距离恒山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五六十里,交通不算困难,可以想见,他是从许、洛等地回乡以后,才去恒山的。慧远见了道安之后,“一面致敬,以为真吾师也!”确定了师徒关系。听到道安讲解大乘的《般若经》,深受启发,得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结论。这是慧远信仰佛教之始。慧远最初服膺儒术,长于丧服礼、毛诗,学习玄学之后发现了儒学之不足,接触了佛教之后,又体会了玄学之不足。他能够接受佛教,原来是有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段过程,慧远晚年致刘遗民书中,曾有追述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见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31)这几句话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由儒学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教,层次异常清楚。应该指出,慧远所拳拳服膺的学术是郑玄的三礼之学和王弼、何晏、郭象的玄学。这些学术和两汉的传统经学有很大差异。郑玄虽继承经古文家的系统,但亦参照今文家言,有其自己的特点。王、何诸人则以老、庄解释《易经》,或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建立魏晋的玄学。王弼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又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均见《老子注》)这种主张,虽然仍为一种唯心论,但已经摆脱无人感应说的束缚,尤其是“得意忘言”的主张,对于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晏对于无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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