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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6(第3页/共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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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向桓玄提出建议,桓玄也都采纳了。桓玄要求沙门礼拜王者,慧远表示反对,桓玄称帝之后终于收回成命。

    卢循是反叛朝廷的,刘裕是镇压义军的。慧远对他们一视同仁。卢循送给他东西,他不但收下,还回信致谢。卢循由赣江北上,进军江州时,到庐山访问慧远,慧远见循“欢然道旧”。有的弟子认为和卢循交往,恐怕被朝廷怀疑。慧远以为“佛法中情无取舍,”应该为“识者”所谅解。后来刘裕追击卢循,进军桑尾一带,有人谈到慧远和卢循的关系。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遣使者赍书致敬,又赠送了钱米等物。这些事例说明人们对于慧远的崇敬和信任。

    复次,是和各国帝王间的交往。后秦主姚兴和东晋安帝都和慧远有过来往。姚兴是佞佛著名的国君,敬仰慧远的“名德”,赞叹他的才思,远道致书殷勤问候,曾赠以龟兹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慧远的弟子昙邕也为慧远致书姚兴和鸠摩罗什,前后多次。这种境外之交,从来也未受干扰。晋安帝从江陵东归之际,企图会见慧远,何无忌劝慧远去迎接,慧远称疾不往,安帝特派使者致意,慧远也不免答谢一番。

    最后,是与东晋朝士名流的交往。公卿如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名士如谢灵运、戴逵都和慧远有关系。王谧诸人并没有到庐山,就遥致师敬。谢灵运恃才傲物,对于别人很少推崇。看到慧远之后,却“肃然心服”,慧远于庐山立台绘制佛像,特嘱灵运制铭,刻之于石。慧远卒后,灵运又为之作诔,表彰慧远的业绩。艺术家戴逵也曾与慧远讨论果报问题。世传慧远成立白莲社,欲网罗陶渊明入社。根据陶渊明的作品来看,其事也不尽属子虚(见后)。和这些人士的来往,当然壮大了教团的声势,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助长了人们对佛教的信心,使慧远更加具备佛教领袖的形象。

    佛经的翻译、搜集与流通慧远到庐山之后,对于佛经的翻译、流通、搜集和宣传,不遗余力,取得丰硕成果。

    一、《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的翻译。

    阿毗昙属于小乘论部。早于苻秦后期,在道安的主持下,由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从事翻译。由于战乱仓促定稿,质量不够理想。后来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691)来到庐山,在慧远的主持下,他重译了《阿毗昙心论》四卷,又译了《三法度论》若干卷。前者是阿毗昙论的概说,对于阿毗昙的法相的解释,条理清楚,能够概括小乘佛教的纲领,容易使人接受。后者是《四阿含经》的提要,内容简单明了。把二百卷的《阿含经》,归纳为“九品四十六叶”,文约而义丰,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两部书的翻译,体现了慧远在佛学研究上兼收并包的精神。虽然这些著作属于小乘佛教,但慧远创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也从中吸取营养,而不加以排击。据吕澂研究,前者是《九分毗昙》的提要,后者是犊子系贤胄部的著作,和大乘般若学派的性空说存在不少分歧。经过慧远的提倡,毗昙学盛于江南。隆安元年(397)提婆东游京师,参与了《中阿含经》的翻译,又在卫军王珣家讲毗昙,王珣弟王僧弥听了一半之后,自己就能讲。

    二、《达磨多罗禅经》的翻译。

    佛教的禅法最初盛于北方,而江南好尚,偏重智慧。约在西晋末年,罽宾禅师佛大先(即佛陀斯那)以深明禅法著称于西域,号为人中师子。罽宾沙门佛陀跋陀罗(又名觉贤)传佛大先的衣钵,是禅学的专家。在禅学方面的造诣超过鸠摩罗什。他在长安,大弘禅法,但他对罗什不够尊重,他曾对罗什说:“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见《高僧传》卷二本传)使罗什感到难堪。不久便遭罗什一派僧侣的排挤,离开长安。“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慧远久闻其名,一见如故。于见派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调节其被摈的事。然后又请他译出禅数诸经,即《达磨多罗禅法》。佛大先系统能在江南流行,慧远起了很大的作用。佛陀跋陀罗后来义熙十四年(418)在建康译出《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这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

    三、戒律的搜求。

    佛教初入中国,戒律很不完备。道安曾制定僧尼规范,共为三项。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条例,大约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见得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但是在习凿齿的眼里已经觉得与众不同。他在致谢安书中谈到他的印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虽然如此,道安在世时仍在寻求戒律,并请人翻译了《十诵戒本》等书,并亲自作序以广其传。

    慧远对于戒律也十分关心,曾因“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使其弟子法净、法领等拿到西域访求梵本。姚兴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在长安诵出《十诵律》,由鸠摩罗什从事翻译,未及竣功,而多罗逝世。弘始七年(405)著名律师昙摩流支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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