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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3(第5页/共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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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事。这说明随着政策的变化,他个人的权力进一步强化,联盟内的离心力量相应减弱,对于统治中原地区他已充满了信心。第三,拓跋圭改变战略布局,重新配备了兵力。皇始二年(397)正月下旬,他撤军中山,集中力量先取信都。拓跋圭自攻信都,只三日,燕守将慕容凤支持不住,弃城奔走,信都遂降。

    拓跋圭取信都后,旋即回师中山。在曲阳柏肆,魏军被后燕夜袭大营,吃了一亏。但很快拓跋圭便镇定下来,在营外鸣鼓收兵,选择时机纵骑冲击,反败为胜。第二天,慕容宝丢弃大军奔还中山。当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燕军被风雪冻死者相枕于路。拓跋圭俘获大批燕军将士,收得兵器数十万件。三月,慕容宝向魏求和,请以常山以西属魏,中山以东归燕,并答应送还拓跋觚。不久慕容宝悔约,拓跋圭重新用大兵包围中山城。

    后燕统治集团矛盾重重,突出的问题是兄弟争位。慕容麟拥有重兵为慕容宝所嫉。慕容麟素轻慕容宝昏庸无能,时欲取而代之。魏军围城的当夜,慕容麟图谋杀兄自立,事发,出奔西山。慕容宝害怕他先据龙城,遂带着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弃城北走。魏军追至范阳,不及而还。中山城内拥立慕容详为主,仍扼守不降。拓跋圭把拓跋仪从邺城前线调来负责粮运,继续围城。不久,慕容麟返回中山,杀慕容详自立。九月,中山城粮绝。慕容麟率三万人去新市找粮,与拓跋圭在义台坞会战,魏军大获全胜,斩杀九千余人。慕容麟单骑逃至邺城,被慕容德杀死。中山城无主,守将张骧、李沈等献城投降,随之而降的各级官吏士卒二万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较量,拓跋圭终于攻占了燕都中山城。守邺的慕容德得知中山失陷,次年正月弃邺,南下滑台阻河拒守。这样,原属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的关东地区遂归魏有。由联盟转变成国家拓跋联盟进入汉族长期聚居的中原地区,受到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急剧的变化。天兴元年(398),二十八岁的拓跋圭最终完成了拓跋国家的建立。

    平定中原后,拓跋圭下令“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拓跋氏族部落组织的解体在什翼犍死后已经开始,拓跋圭重建联盟也曾“散诸部落”,但大规模地瓦解部落组织,用地域性的国家组织代替血缘关系,还是在平燕以后。拓跋圭强迫部落大人和普通的氏族成员脱离统领关系,要求原来的“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兰部首领贺讷是拓跋圭的舅父,这次也被解除了对部众的统领权力。

    拓跋圭建立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拓跋圭模仿汉族统治者的传统形式建立了一整套政权机构。天兴元年六月,拓跋圭议定国号为“魏”,历史上称之为北魏。七月,从盛乐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又命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宏)总而裁之。”十二月,他正式称帝,改元。在此之前,他还设置了刺史、太守、令长等外职官员。并在中原地区设立了八个军府,在北方边境设立了镇戍,区分了中军和外军,当时北魏“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

    第三,“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根据中原和代北的不同特点,拓跋圭规定了相应的租税赋役制度。天兴元年正月,他重申维持旧燕旧土的租赋制度。在平城及其周围设置八部帅,其职责是对分土定居的氏族成员“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同年,拓跋圭从中原地区迁徙大量被征服的人口到京城,“诏给内徙新民耕田,计口授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代北地区有了发展,国家按比例对定居从事农业劳动的国人和徙民考课,为北魏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保障。

    拓跋圭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奴隶制特点,但决定其社会性质的因素基本上是属于封建制的,只不过尚未成熟而已。

    北魏政权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地位比较稳定的,统治时期比较长的封建王朝。它最终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长期混战、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北部中国。它促进了各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使南北政权的对立逐步丧失了民族矛盾的色彩,为以后全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拓跋圭所建立的封建国家还是很不健全的,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和过渡性。南朝人称北魏政权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魏书·礼志》也承认“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这种浓重的氏族残余,首先表现在官制上。部落联盟时期,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诸部大人议事。诸部大人议事有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它最早叫做四部大人。拓跋圭建国后,这个机构被扩大为八部大夫,并比附汉人官制“以拟八座”。他们执掌朝柄,权极重。天兴二年(399),拓跋圭“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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