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3(第10页/共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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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基本完成，从而意味着拓跋族的封建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上，拓跋焘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

    秦汉以来，举凡是有所作为的汉族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吏治，因为吏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危及社会的治乱，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的统治经验，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治。

    北魏初，百官无俸禄制度，各级官吏侵夺公私财物的现象十分严重。地方官吏求欲无厌，截没官物入于私囊；武将盗没军资，纵兵掠抢。官吏的贪婪聚敛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拓跋焘对此采取了严厉措施。一方面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并规定百姓可以告发地方官吏不守法者，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检举督察；另一方面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征西将军皮豹子侵没官财，被免职流徙统万；镇西将军王斤任意调发，民不堪受，拓跋焘调查确实后，处以斩刑；大臣丘堆借口军粮缺乏，纵兵掠夺，亦被斩首。始光四年（427），拓跋焘巡行中山（今河北内长城以南，保定以西，唐县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时，一次就罢免地方官有贪污劣迹者十数人。由于处置严厉，大臣犯法，无所宽假，因此，拓跋焘统治时期不少官吏勤于政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北魏初，虽也有律令，但十分原始，带有奴隶制法律的残酷性。拓跋圭时，随着拓跋族步入中原，开始吸取汉族封建律令。拓跋焘继位后，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先后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

    鼓励进谏。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手握太阿，生杀任性，至高无上，一切听凭皇帝个人意志处理，臣下只能唯命是从，顺旨照办。但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皇帝，能兼听纳谏，拓跋焘在这方面也较为注意。如尚书令古弼秦请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贫民无田，可缩减宫廷苑囿土地以赐民，正逢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在下棋，显出不愿听古弼陈奏的样子。于是，古弼就上去抓住刘树的头，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用手揪刘树的耳朵，用拳头捶刘树的背，骂道：“朝廷不治，就是你的罪！”拓跋焘一看此种情景，马上放下棋子对古弼说：“不听奏事，实在是我的错。”并同意将苑囿占用土地的一半分给贫民。拓跋焘的纳谏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唐太宗，但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也可算是佼佼者了。

    从上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拓跋焘在统治手段和制度上都较多地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做法，从而标志着拓跋族封建化在政治上的加深。

    经济上，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劝课农桑，崇尚节俭。

    拓跋族原是草原游牧部落，对农业生产方式较为陌生，入主中原后，面临的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而历代汉族政权也都是把劝课农桑作为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拓跋族完成对北方的统一，也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拓跋焘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劝课农桑。一方面沿用魏晋以来的封建赋税制度户调式，凡有征发，由县宰召集乡邑三长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另一方面又沿用历代汉族政权的做法，将劝课农桑作为衡量地方牧守政绩的主要标准，由刺史明考优劣，以确定官吏的升降臧否，对那些烦扰百姓，妄加征发，损害了农业生产的官吏轻者罢免，重者给以法律处分。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政府中出现了不少勤于职守的地方官吏，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逐步得到了恢复。

    崇尚节俭。拓跋焘在生活上是比较节制的，衣食车马，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不仅自己如此，对后宫嫔妃也要求如此。当群臣建议大修平城宫室时，拓跋焘明确表示：财者军国之本，不应轻费，国家兴衰在德不在城，拒绝了大臣们的建议。由于统治阶级崇尚节俭，使老百姓的赋役负担相应减轻，也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思想上，拓跋焘也象汉族封建政权一样，倡导儒学，崇尚文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通过尊奉儒学，崇尚文教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北魏初，忙于征战，对此是很不注意的，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开始把崇尚文教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发布宣文教令，认为此前因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规定自王公至于卿土，其子息皆得诣太学受学。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兴办学校，选拔儒家学者讲学，如敦煌学者索敞，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专门从事贵族子弟的教育，笃勤训授十余年，其学生中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右，教授学生七百余人，不少人后来位居要职。通过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北魏的教育事业走到了正轨，京师学业，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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