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于僧尼。岂不是在于从僧侣那儿可以捞取好处,而在亲友身上却无油水可榨;加上拜佛虽破费钱财,还可以获得周急积善的美名。人们又受到佛教种种虚诞说教的迷惑、引诱、恫吓和欺骗,纷纷摈废礼教而遵从佛法,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办事的官吏,土地荒芜,粮食乏匮,而僧寺佛塔却耗费了无数钱财,奸佞不法之徒层出不穷,人们仍粉饰太平。正由于这样,佛教的危害和弊端是无限的。我认为人们应禀承自然天性,行自我修养,于有若无,来者不拒,无亦不求,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天命。小人甘愿躬耕于田亩,君子保其恬和朴素的本性。这样,种田打粮,粮食将取之不尽;养蚕织衣,衣服将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余奉献君主,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欲使人民昌盛,国家强大,君主权重,必须采用此道。”
范缜的思想受时代以及其所属阶级的局限,是有缺陷的。例如把“圣人”视为生来就具有特殊的体质,因而具有“圣人之神”,而“凡人之形”则决定了“凡人之神”,不免陷入到物质结构的机械论。此外,他又以儒家的宿命论和天性论,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神道设教的学说,去反对佛教,即用唯心主义去反对唯心主义,难免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说服力。
决不卖论取官《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它一问世,士林争相传抄,朝野为之喧哗。竟陵王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力,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但由于他们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尽管人多势众,也没有压倒坚持真理的范缜。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讲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著,企图一下子封住范缜的口,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呜呼!范子,你怎么竟连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范缜当即反唇相讥说:“呜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加以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坚持己见,恐怕会有伤名教。以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何愁官至中书郎。而你为什么要违背众人的信仰,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回答说:“倘若我范缜肯于出卖人格,背叛信仰去捞取官位,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又岂在话下!”
范缜的刚直不阿的可贵品德,以及决不“卖论取官”的原则立场,在当时只能增加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他出尚书省,迁领军长史。又被出为宜都太守。他仍坚持神灭论,不信鬼神。当时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有神灵,经常祭祀。范缜在任期间,下令严禁祭祀活动。不久后,范缜的母亲去世,他因此辞官守丧,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坎坷的后半生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范缜虽在守丧,仍身穿丧服去迎接梁武帝。梁武帝与范缜曾在南齐时共游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关系不错,见了范缜后畅叙友情,非常尽兴。梁武帝平建康,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四年,清廉节俭,除了俸禄以外一无所取。天监四年(505),朝廷任命范缜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前,所有财产未给亲戚,而是都赠与了前尚书令王亮。王亮是王导六世孙,范缜曾与他在南齐时同为尚书殿中郎,结为好友。齐梁之际,王亮拥立萧衍有功,任尚书令,后因在天监二年(503)对梁武帝大不敬,削爵废为庶人。当时范缜念及旧日友情,对王亮十分同情,仍经常去王亮家看望他,两人过往密切。
范缜刚任尚书左丞,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梁武帝志得意满,对群臣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你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望畅所欲言。”范缜为人耿直,站起来说:“司徒谢胐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梁武帝听了这番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厉声说:“你还可以更改你所说的话。”范缜固执己见,并无惧色,梁武帝恼羞成怒,宴会不欢而散。
事后,御史中丞任昉遂上奏弹劾范缜,罗织罪名,说他不遵士操,弄口鸣舌,拨弄是非;指责范缜在居丧时拥立武帝,目的是想要位居台辅,而一旦未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二人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因此,建议免去范缜所居官,收付廷尉治罪,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
梁武帝对任昉奏书表示赞同,并亲自写玺书责诘范缜,列举了王亮的十大罪状后,气急败坏地问范缜:“对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竟敢妄自喊冤鸣不平!你要对我所说的王亮十大罪状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范缜自知有口难辩,对武帝所诘王亮十大罪状,只是支支吾吾,搪塞而已。但仍未能免除惩罚,被流放到广州。
梁朝时,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天监三年(504)下诏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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