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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1(第1页/共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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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仅是门阀世族的聚居之地,而且亦是东晋政权的赋税徭役渊薮。在封建王朝和门阀世族的双重剥削压迫下,居住在三吴地区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一年“殆无三日休停”。而且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广大农民肩负的徭役赋税有增无减。东晋末年,荆扬之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王恭、杨佺期、殷仲堪、桓玄占据上游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专擅赋税,不事朝廷。东晋王朝所能控制的仅有扬州而已。为对付上游的威胁,时操掌朝政的司马元显在加重赋税征收的同时,有鉴于北府兵不听指挥的现状,野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

    但东晋政权兵源枯竭,司马元显不得已,只得强制性地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的壮丁,集中于京师建康,担任兵役。这些人被称之为“乐属”。这一措施引起地主阶级中下层以及免奴为客者的强烈不满。地主阶级一般均役使奴婢,这些奴婢即使放免为客,也仍依附于他们。征发免奴为客者为“乐属”,等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而免奴为客的农民,本已从奴隶地位上升到拥有自己的经济的半自耕农的地位,却被征发为地位低下的士兵,自然亦不情愿。因此这一命令一颁布,就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孙恩以此为契机,于隆安三年(399)十月,从海岛率百余众登陆,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又挥军攻破距上虞县东南百余里的会稽郡治山阴。部众在短期内骤然扩大到几万人。于是乎,东土会稽(今浙江绍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永嘉)、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兴(今浙江淳安)、吴(今江苏吴县)、吴兴(今浙江吴兴)、义兴(今江苏宜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由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正式揭开了战幕。

    义军兵败浙东孙恩以宗教形式发动起义,目的在于报个人私仇。但随着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到起义之中,起义遂突破了以是否信奉五斗米道划分敌我的界限,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和东晋皇朝。会稽内史王凝之,琅琊王氏后嗣,世奉天师道,却不免与诸子俱被起义军诛杀。起义军还诛杀了世族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而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王崇、①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逃走,各郡县兵亦望风奔溃,史称“八郡皆为恩有”。在建康周围的王畿诸县,起义也“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整个东晋皇朝为之大震,“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不得不实行内外戒严。①孙恩以会稽郡治山阴县为农民起义军的指挥活动中心。受其阶级局限和皇权思想的影响,他并没有建立政权,而是自称“征东将军”,称其部下为“长生人”。同时上表晋安帝,历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罪,请诛二人以谢天下。对属于地主阶级的所谓“人士”,孙恩或是因他们随自己起兵而加以重用,如任吴郡陆瑰为吴郡太守,吴兴丘尩为吴兴太守;或是听从卢循劝谏,多不诛杀,“人士多赖以济免”,被任为孙恩的官属。由于起义军成份不一,流品驳杂,纪律松弛,无明确的战略战术目标。孙恩本人又残忍酷烈,起义军向会稽进军时,军中因有妇婴,行动不便,孙恩即命将婴儿投水溺淹,说什么“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他又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没有对东晋王朝的军事反攻进行任何物质和精神准备,认为大功告成,对其部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这样,起义军只是局限于进行掠夺财物,焚烧房屋仓廪、毁林塞井一类的破坏性军事活动,并没有充分利用胜利局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没有给东晋军事力量以任何有力的打击。

    东晋皇朝却没有对孙恩打开建康城门。相反,东晋任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命令世族头面人物,徐州刺史、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兼督吴兴、义兴军事,率军东征。北府兵著名将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也从京口发兵。起义军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应战,首战即告失利,谢琰于隆年三年(399)十二月攻下义兴,杀害义军将领许允之;接着又攻破吴兴,起义军将领丘尩被迫后撤。谢琰与刘牢之步步紧逼,所征必克。谢琰为稳妥起见,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二十五里),遣司马高素率兵配合已攻克吴郡的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

    孙恩闻讯,既不组织反攻,又未积极设防。他寄希望于钱塘江天险,企图仿效越王勾践,保有会稽,割据江东。结果刘牢之很快就率军渡江。孙恩马上就作出放弃浙东根据地的决定,并用曹操被周瑜击败后所说的“孤不羞走”的话为自己的指挥无能开脱。起义军和家属二十余万人仓促东撤,不得不丢掉大量辎重、宝器和女子。追击的官军竞相争夺宝物和女子,孙恩因而幸免于全军覆灭,率众登船逃到海岛。起义军却丧失了浙东地区,留守的义军将领陆瑰、丘尩、沈穆夫等均遇害。刘牢之纵军烧杀抢掠,致使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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