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作品 中国通史全文阅读简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13(第10页/共14页)
中国通史 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13(第10页/共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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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律除了删除、调整汉律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对法律体例进行了改革。
汉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罪名条例，是律文的总则，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这种篇章结构不甚合理。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种以罪例带法令的体例，一直为后来历代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魏除正律外，还有令、科两种法律形式。曹操时，陆续颁布了设官令、军策令、褒赏令、求贤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据形势随时颁发的法令，作为法律的修改，成为魏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修正律时，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与汉令集皇帝诏令的统一法典有所不同。但仍具有副法作用。
科起源于汉初，而作为法律形式则始于曹魏。科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罪犯处于刑罚，“课（科）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条文，又称“科条”、“事务”。曹魏第一次颁科是建安五年（200）（《资治通鉴》卷六、七十三）。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青州、冀州，“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史称“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三国志·何夔传》）。故长广太守何夔上书曹操，认为青州新收复，加上历年战乱，不可卒绳之以法，宜使长史临时自行处理，数年之后，民安其业，才可整齐法令。曹操听从了这一建议。可见，新科不是一般单行法令。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科起源于曹魏。汉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词，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科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理由：一、汉律繁芜庞杂，对紧急事项有必要规定简明的法规。
二、汉末混乱时期，须颁临时法令以解决非常事件，或对和平时期的规定作修改。
三、曹魏、刘蜀、孙吴初皆以汉为宗，不便明改汉制，新颁法令不敢以律令为称，故名之为“科”，以区别于汉的律令。①又《三国志·曹仁传》载曹仁“严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治邺的方针是“奉宣科法”。这都说明魏新科具有统一法典的性质。魏科亦有为单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对汉的肉刑作了修改。这类单行法令性质的魏科还有“禁内学兵书科”、“禁长史擅去官科”（《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传》）、“持质科”（《晋书·刑法志》）。魏明帝诏订新律时，以科入律，遂废。但不久又颁布新的科法。《司马芝传》：“（明帝时）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著者。”《魏志·三少帝纪》：“正元三年，诏其力战死其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但此后所颁的科都仅是临时修改律文之义，属于补充行政细则的单行法令。
刘蜀一直没有制订新律。建安二十四年②，刘备令诸葛亮、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内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编纂，估计不是① 见《关于汉唐法典的二三个考证》，载《东方学》第十七辑，1958 年。② 蜀科制订年代史无明载。《册府元龟》载在刘备定成都时，即十九年。但《伊籍传》载时籍以从事中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等共造蜀科。十九年籍为从事中郎，二十四年，刘备称汉王，籍才封昭文将军。故采用二十四年。
单行法令，而是适应蜀汉军政实际状况的临时法典，与魏新科具有同样的性质。除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大概是些单行法令。还有诸葛亮撰的《法检》，吕乂的《格论》，谯周的《法训》，可能是释律的著作。刘蜀国的军政活动中，未见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记载，大概以科令为主要法典。
孙吴亦见颁新律。黄武五年（226）令有司写科条，郎中褚逢斋主执，陆逊、诸葛瑾裁定。嘉禾三年（234）孙权新城，又表定科令。赤乌二年（239）诏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周鲂在诱降扬州牧曹休时称“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可见科是孙吴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有单行法令性质的吴科，如嘉禾五年的“盗铸之科”；嘉禾六年的“长吏擅去官科”；凤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天纪元年（277）的“实广州户口科”（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孙■传》）。“■初立，发优诏，恤士民..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拢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吴科内容十分丰富，但除科外，罕见其他法律形式。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两国法制甚不完备，既无新律，所颁科令对后世影响也不大。而曹魏则在大规模整理汉律的基础上，制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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