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之牢固持久,而且表明始皇未到之处,亦有驰道的修筑,南方、北方,并无例外。故《晋书·地理志》载,始皇于南方设郡县的同时,也开道通路,“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可见交广地区也修建了驰道。
驰道之外,秦始皇还修建了直达咸阳的“直道”。直道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 年)。史称这年始皇“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②。《史记·六国年表》及《蒙恬列传》,均谓:“道九原,通甘泉”或“直抵甘泉”,因甘泉宫在云阳之故。据《蒙恬列传》,修直道之争,系蒙恬主持,道长“千八百里,道未就”,似乎没有修成。但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死于沙丘后,即“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六国年表》作二十八年“之衡山,治驰道”,这大约专指治“之衡山”的驰道而言。
② 《汉书·贾山传》。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一。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表明此道虽未完全竣工,却已经能行驶车辆。根据上述记载,表明“直道”不同于“驰道”的地方,在于其路线直、距离近和行驶快,所以修建时必须“堑山堙谷”。始皇死后,其尸体之所以从平原至井陉,入今之山西,目的在于取道九原至甘泉宫的直道以加快速度。始皇之所以修快车道单从甘泉直达九原,大约与北备胡的战略构思有关。
上述建于秦始皇的驰道与直道,到秦二世时,仍在进一步修建,故史称二世“治直、驰道”④。与此同时,他也“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⑤。
除直道、驰道外,早在秦惠王时,为了开发巴蜀,还采用张仪、司马错等人建议修建了“石牛道”①。及秦昭王时,相国范雎又建议修“栈道千里于蜀汉”②。这种栈道,又谓“五尺道”,《史记·索隐》谓“五尺道”之名,来源于“栈道广五尺”之故③。
秦在兴建陆路交通线的同时,水路交通线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回答赵王问时曰:“秦以牛田,水通粮”,可见秦时已有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之事。不过,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作秦以“牛田之水”通粮,牛田虽成了水名,而以水通粮运之事不变。又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④。这里显然是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至于秦伐越时,由于粮食缺乏,乃“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⑤,这是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广西漓江,以通漕运。至今广西东北地区,犹受其益。其他如秦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曾多次并海而行,又几次渡江而南、浮江而下和渡江而还,其中自然包括了水路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使用。此外,从战国继承下来的渠运路线,有自“荥阳下行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⑥于上可见,秦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车制制度的实行,给国内交通的开发创立了新的局面。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李斯列传》。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
② 《战国策·秦策》三及《史记·范睢列传》。
③ 《史记·西南夷列传》注。
④ 《华阳国志·蜀志》。
⑤ 《淮南子·人间训》。
⑥ 《汉书·沟洫志》。
第二节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转移交通的发展既密切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自战国秦汉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这时交通路线的布局。
我们知道,周、秦都是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经济支柱的。秦统一全国后,假借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中心。西汉都于长安,同样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根本。故汉因秦旧,水陆交通线的布局仍以关中为枢纽。但是,政治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改变经济区域的兴衰。长安所在的关中,由于其农耕面积的局限性,人口集中于京兆、冯翊与扶风而带来的负担以及同成都天府之国的经济阻隔等,限制了它的发展。因此,秦都咸阳,当二世“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时,已感到粮食不足,不得不责令各“郡县转输菽粟刍稾”①。到西汉建都长安之初,关中粮食危机已很严重,不得不每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每年虽“不过数十万石”②,但困窘之象已现。其后,日益严重。到武帝时,仅为了供应长安的刑徒、奴隶的粮食,每年“下河漕度四百万石”③。然而,从关东运粮,难越黄河的三门天险。为了避免这一困难,河东守番系想以开发河东渠田之所获谷类,从渭水运往关中,绕过天险。然而,其法失败。接着又有人建议“通褒斜道及漕”,即以褒水与沔水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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