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斜水与渭水连接,至褒、斜之间百余里无水区,则“以车转”,用以致“汉中之谷”和山东之粟,结果同样归于失败①。这些情况表明,关中经济区已不足以解决秦汉政权的粮食需要。而地处伊、洛平原的洛阳,既无漕运的天险,又处在关东经济区的西缘,东距自战国以来的关东经济的中心地带“陶”不远。而“陶为天下之中”②,范蠡曾看中其地而移居之,秦相魏冉以陶为封邑③,刘邦即帝位于陶④,故西汉之世,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虽只辖九县,却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以密度而言,居全国之首。在这样形势下,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上升。因此,西汉以后的水陆交通,多以洛阳为中转站,东汉时期则成了真正的交通中心。
汉代的陆路交通汉代的陆路交通线,除继承和维修了秦的驰道、直道外,还新修一些交通线。先以继承和维修秦之驰道、直道而言,实为国内陆路交通的主要方面。如周勃之击燕王臧荼,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后又击韩王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⑤。司马迁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① 《史记·河渠书》。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史记·穰侯列传》。
④ 《汉书·高帝本纪》。
⑤ 均见《史记·绛侯世家》。
堑山堙谷,通直道”⑥。由此可见,驰道、直道成了运兵和一般官吏巡视的道路。为了保持驰道、直道畅通,官府重视了维修工作。如武帝曾“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①。又如武帝获得宝鼎以后,拟封禅,“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②。由此可见,官府虽重视对驰道、直道的维修,但因维修也给当驰道、直道的郡县带来了灾难。
秦之直道,入汉以后,在军事意义上加强了,它屡为追击匈奴的战略路线。史称: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为抗击匈奴,命灌婴率骑兵出击,文帝本人则亲到甘泉宫指挥,并曾北进至高奴(今陕西安塞)③。后“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④。这是文帝以直道作为对付匈奴的战略通道之明证。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还祠黄帝庙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乃归甘泉。”⑤武帝所走的路线,显然也是由九原直抵甘泉宫的直道。
汉代新建的陆路交通路线,重点放在通往巴蜀、西北、北边、岭南及西南等地区。以蜀道之开辟而言,在秦时之栈道外,汉代更多兴建。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说法。武帝时,有人建议修褒斜道,“天子以为然”,乃“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⑥。这条褒斜道虽然主要是水路交通线,但其中也包括陆路交通线。又《析里桥郙阁颂》记载了改散关之“嶃漯”(即栈道木柱)为“石道”的事实。从此“常车迎布,岁数千两”,交通大便,故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能“乘四乘之传”至蜀①。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 年),“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②。后褒斜道失修,到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 年),汉中郡太守鄐君,以广汉、蜀郡及巴郡之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共造“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公元66 年)四月成就”,因此,从“益州东至京师安稳”③。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 年),废去了子午道,再次开通汉中的褒谷与斜谷,合称褒斜路,首尾凡七百里④。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 年),司隶校尉杨孟文又在这里“凿通石门”,修建桥梁⑤。是以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多从褒斜道,并于斜谷口造邸阁以储军粮;曹军御蜀,也多从斜谷以攻汉中⑥。
⑥ 《史记·蒙恬列传》。
① 《汉书·王䜣传》。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汉书·文帝纪》。
④ 《汉书·匈奴传》。
⑤ 《汉书·武帝纪》。
⑥ 《汉书·沟洫志》。
①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 《汉书·王莽传》。
③ 《续古文苑·鄐君开通褒斜道记》。
④ 《后汉书·顺帝纪》及注引《三秦记》。
⑤ 《续古文苑》卷一三王升《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
⑥ 分别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后主传》及《魏志·曹真传》与《武帝纪》等。以向西及北方的道路而言,秦始皇时早已开通至回中的驰道。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发卒治雁门阻险”⑦;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⑧。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鸣泽之后,“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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