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7(第8页/共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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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材，“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皇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汉初皇帝都曾重视教化，汉二年（公元前205）春，刘邦在关中择举“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乡三老，又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①。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下诏嘉奖孝悌、力田、三老、廉屯，派遣谒者赐帛慰问，并“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②。这些都是封建政治和伦理的需要对民众施加教育和引导。武帝时，更加重视“教化”，将乡里的教化跟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直接相联系。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下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③认为在乡间尊敬年长者跟在朝廷尊敬爵位高者，同是自古以来不能违背的规矩，能够这样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就是⑤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

    ⑥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汉书·文帝纪》。

    ③ 《汉书·武帝纪》。

    有道德。武帝又将教化与举贤良密切结合起来。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诏书云：“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夏六月诏书中又云：“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④按照封建纲常伦理为标准举荐出人材，这些人既能为封建政权效力，又可成为乡里的表率，使有更多的人效法他们，达到“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的目的，所以具有“以为天下先”的意义。

    兴太学和郡国学也是武帝“明教化”的一项内容。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课程为儒家五经，以博士为教授，设五经博士。全国各郡还可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和博士弟子一样。这些学生一年考试一次，考上中两等的当郎中官或补文学掌故，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做地方官府的卒史。武帝还推广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①这样，从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上下一同灌输忠于皇帝、遵守封建等级和伦理秩序的意识，“明教化”以统一思想的目的达到了。

    尚法尊儒尚法尊儒是汉武帝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根本政策。这是西汉朝廷吸取了秦亡教训而形成的，把提倡仁义德治与依靠严施刑罚二者结合起来。尊儒与明教化相通，目的是用儒家学说作为统一思想的标准。武帝即位次年，便采纳丞相卫绾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言者，一律罢去。随即又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提拔王臧（武帝当太子时的少傅，西汉名儒鲁申公的学生）为郎中令，主宫内诸事，又任命赵绾（鲁申公另一学生）为御史大夫。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仗势反攻，罪责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但是尊儒的趋势无法阻挡。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窦太后卒，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大批地征召儒生，采纳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从此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不但官吏的选拔以儒学为标准，儒学成为进身之途，士子争相奔赴，而且儒学成为统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对于巩固封建统一国家、传播封建文化有其历史作用，但同时又严重地压制思想的自由发展，长期产生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

    ④ 均见《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文翁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尊儒”与“尚法”相结合，骨子里将君王驭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这些法家的办法作为根本的手段，用儒术加以缘饰，正是武帝政治的特点。汲黯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讲的也是这个特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既标榜儒家的仁、义、礼，又特别强调法家的权术，说：“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如此重视和阐释君王驭下之术，正投合内心“尚法”的汉武帝之所好，所以武帝亲擢公孙弘为第一名。史称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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