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20(第10页/共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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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是“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即用庆赏和刑罚来晓示全国。同时，要使臣下有“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否则臣下就要“行私以干上”。②韩非认为，在君臣的利害矛盾，君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储说右上》，“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君主的好恶关系到臣下的利害，所以臣下用种种手段来探测君主的意向，“一国以万目视人主”。《扬权》篇说：“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因此，韩非把处理好君臣、后妾、嫡孽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认为是关系到政权安危的大事。《备内》篇专讲防备后妃、嫡子被奸臣利用来劫君弑主事。他说臣下窥觇君主的思想动态，没有停止的时刻，君主的怠懈倨傲是奸臣劫君弑主的好时机。“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君主如果不能看透臣下的远奸和隐微，而只看表面现象以定赏罚，肯定会失败。

    韩非认为，君主与“有威之门”为争夺民众，他们间的矛盾是尖锐、激烈的。《诡使》篇说：“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备内》篇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富贵人，① 《六反》篇。

    ② 《奸劫弑臣》篇。

    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韩非认为，君臣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备内》篇说：“《桃左（梼机）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这就是说，君主大多数是在君臣矛盾斗争中不得好死的。又说：“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这是指责法令对于尊贵之臣往往有利，而助长了君臣间的矛盾。

    战国时期的国君，都是世袭的旧贵族出身。他们与“重人”有矛盾的一面，在政治上争夺权势，在经济剥削上争夺民众。而“重人”又是国君信任、依靠的力量。在剧烈的七国争雄、兼并过程中，国君也有变法图强的要求。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支持吴起，秦孝公信用商鞅，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此同时，诸子争鸣，又提出各种与法家不同的政治见解。再加上旧势力和社会传习的影响、束缚，使国君陷于徘徊、犹豫，倾向保守。由于种种原因，国君的思想行动有新旧矛盾，社会传统习俗与法治也有矛盾。《诡使》、《六反》、《五蠹》等篇，都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有所揭露。《诡使》篇说：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傲）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

    这里的矛盾，韩非叫做“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这就是上之所以为治者在于名号、爵位、威利、法令、官爵、刑罚等，而下之所贵者，则在于虚伪的高、贤、重、忠、烈士、勇夫，这种相反相诡的矛盾十分显明。

    《六反》篇指出六种颠倒的认识和行动，也是揭露国君思想行动和社会现象上的多种矛盾。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徼）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指任侠之流）。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日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谗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毁也。

    在这里，韩非指出，社会上有六种“奸伪无益”的人，可是这六种人却受到世人和君主的尊重、称誉。而六种对“耕战有益”的人，反被世人和君主轻视、诋毁。这样，美名和奖赏就落到坏人身上，而毁谤和祸害却落到好人身上。

    《五蠹》篇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取）、上（君）、下（吏），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韩非认为君主对各家不同的政治见解“不相容”而矛盾的事，“兼礼”并重，是造成政治混乱的根源，就是有十个“黄帝”那样的“圣人”，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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