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20(第11页/共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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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国家治理好。

    《外储说右上》、《孤愤》、《和氏》等庸，具体说明了“法术之士”

    与“重人”为争夺君主的信用，发生激烈矛盾斗争的原因及其情况。韩非在《孤愤》篇说：“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谓）重人也。”又说，“当涂者”即当权的“重人”，很少不被君主信任宠爱，而有故旧关系，摸透了君主的心意，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这是他们取得贵重官爵的惯技。他们有权势，国外有诸侯的声援，国内“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法术之士”与君主没有“信爱之亲，习故之泽”，又没有权势地位，孤独而无党与，且“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他们的远见明察，能够看透重人的阴情。他们的刚直，能够矫正重人的奸行。而国君却认识不到法术对治国的迫切需要。这就“是智法之士（法术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形成原因。《孤愤》篇还阐述了“法术之士”与“重人”的矛盾斗争，有五不胜的形势：“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与“重人”的斗争，具有必不胜的条件，他们要想见君主，陈述法治的政见，大臣就像猛狗一样迎而龁之，君主的左右又象社鼠而间主之情。①这样，“法术之士”怎能见到君主，“法术之士”又怎能不危险呢？不是被官吏诛杀，就必被“重人”派遣的侠客以剑刺死。

    在这里，韩非清楚地说明“法术之士”与“重人”的矛盾斗争“势不两存”。即旧贵族势力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与新兴封建势力有难以调和的斗争。这是法家对历史的总结。

    韩非特别强调国君和人民的关系是利害对立的矛盾。《六反》篇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纳）

    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此，韩非认为，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统治者役使、剥削是做不到的。《显学》篇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故有术之君，不随（追求）适然（偶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为此，他主张国君对人民必须实行强制，用威势压制人民比用仁义羁糜人民更为有效。他抛弃仁义，主张用刑罚镇压人民。

    韩非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君民，田主与庸客，各政治集团间，新旧政治势力间，各学派间，各学派内部的思想由于人们利害的不同，都存在着矛盾。《六反》篇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备内》篇说，① 《外储说右上》篇。

    医生给人看病不怕脏，做车的人愿意人富贵，做棺材的人愿意人有死亡，这都不是他们仁慈不仁慈，而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决定的。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是为“战与驰”，后妃夫人、太子结党与而欲君主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憎恶君主，而是“君不死则势不重”，君主死了对他们有利。

    韩非从物质利益的不同解释社会矛盾产生的观点，有它合理的因素，但利害为什么能对人们起作用，他却认为是重在性情的“自为心”，“自为心”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六反》所谓人各以“计算之心以相待”，即人各以“自为”自私的本性而相互交易。

    韩非常常用父母与子女的利害矛盾的例子，来说明人人都是“自为”自利的本性。他说父母为了“虑其后便，计其长利”，所以“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种“产女则杀之”的特殊现象，他却用来代替了一般。

    他对阶级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如田主与庸客的关系，也是用“自为”自私的观点来解释。他还认为社会上所以有贫富，仅仅是由于个人善不善于“自为”，“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①。他看不到贫富分化的更重要原因是阶级剥削。

    韩非的这种观点，是荀子性恶论的引申，是为强调君主专制提供理论的依据。

    政治思想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它的出发点是历史进化观和社会矛盾观。根据他的说法，人口既然愈来愈多，而财富却相对地愈来愈少，争夺也就愈来愈激烈，所以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就必须用“倍赏累罚”的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他在《五蠹》篇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因此，韩非主张用暴力去镇压一切反抗者，建立君主专制的政权。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荀子。荀子隆礼重法。韩非丢掉了隆礼，而大大地发展了重法。又一是源于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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