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汎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民人。“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正如《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清楚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做不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象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这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
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作为一个仁者,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和缓一些。孔子还说过“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是说使用劳动者要慎重。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联系起来,“仁”被规定是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清楚地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历史观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他也是古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孔子后学所编的《论语》,反映他对历史运动,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损益”史观和以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归结为贵族“君子”的唯心史观。
孔子已在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是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以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为“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作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制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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