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到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这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当时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①,也可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前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这代表了春秋时期思想领域里的进步倾向。孔子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指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个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才”和私人讲学是为培养从政人材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
《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①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7 页—178 页,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教育思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习学不同而相远①,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①。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苟子·大略》说:“子赣(子贡)、季路(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小)家也。”《史记·游侠列传》说:“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餍)”。曾参也是贫穷的人,《新序·杂事》说,曾子的母亲自织布。《说苑·建本》说,曾子曾亲自耘瓜。《说苑·立节》说,“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黎藿之羹未得饱。”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分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②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
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一些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材,而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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