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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5(第14页/共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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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自由的。《周礼·地官·比长》职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徒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地官·邻长》又说:“徒于他邑,则从而授之。”当时的公社农民就是这样被束缚在公社之内,他们是不能随意迁徙的。不仅如此,公社农民还常被奴隶主贵族当作隶属于自己的而被赏赐、交换出去。这种现象,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国家里也是不乏其例的。

    奴隶西周时期的奴隶,一般叫做“臣妾”、“臣”,“鬲”等。例如《尚书·费誓》说:“马牛其风,臣妾逋逃。..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大克鼎》铭云,“易女井家■田于■,目(以)毕臣妾。”《令鼎》铭又云:“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这里的“臣妾”和牛马并论,当指男女奴隶。鬲即隶字,亦指奴隶。这种称呼一直延用到战国末期,云梦秦简,便是其证。不过,秦简中的“鬲”改用为“隶”,② 《毛传》:“略,利也。”

    ③ 畟畟,《尔雅·释训》郭璞注云:“言严利。”

    有时和臣妾连用,称为“隶臣妾”。周代奴隶多因其来源、职役和等级的不同而有各种各样的名目,反映了当时的奴隶被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时的奴隶多是由其专门分工固定下来,一般都有世袭不变的社会地位。西周时期的奴隶数量并不太多,例如《■■》铭云:“王曰:‘■,令女司成周里人■者(诸)侯大亚,■(讯)讼罚,取遗五寽。易女尸(夷)臣十家。用事。’”这个治理成周里人和诸侯大亚,并且负有断治大事的■,只能赐得“臣十家”,可以说明当时赏赐奴隶的规模是不大的。此外,还有赐“臣五家”(《不■■》)的。金文中赐奴之例,唯《麦尊》育赐二百家的记录,铭曰:“■王才(在)■,已夕,侯易者■臣二百家。”惟其“■臣”如何解释,诸家看法,尚不一致。前引《大克鼎》记载厉王赏克田七区,其中只有一区注明“ (与)军臣妾”,可见西周时期的奴隶,只有少数用在农业生产上。

    论者为了强调西周时期奴隶数目之多,常常征引《小盂鼎》中的如下一段铭文:“隻(获)■(馘)四千八百口二■,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这里的“获■”是斩获的首级,“孚人”当然是俘虏。我们知道,俘虏虽是奴隶的重要来源,但是,并不能说他们都是奴隶。这从安阳殷墟所发掘的排葬坑的尸骨在祖庙中举行献俘告捷之礼时被杀的是战俘而不是奴隶,得到证明。至于《逸周书·世俘解》中“武王遂征四方..馘■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的记载,如果以武王伐纣时所能动员的力量不过是“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篇下》)以及直到周初周族自己还在说“大邦殷”、“小邦周”等史实测之,这段材料可能过甚其词,不可完全轻信。

    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西周王朝的统治权力较之商殷王国更为强化,因而它的官僚机构和政治制度也日渐冗繁和庞大。

    官制关于西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官僚机构,现在已略可考。

    根据《诗》、《书》和金文资料可以看出,周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是西周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据说,周初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左传》定公四年)。师、保即太师和太保掌握着西周朝廷的军政大权,并且成为青少国君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是从贵族家内幼儿保育和监护的礼制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的一种官职。这种制度,商代已经产生。《诗经·商颂·长发》说:“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尚书·君奭》说:“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阿衡”就是“保衡”,“阿”即是“保”,原来也是教养监护的官,后来发展为国君的辅佐大臣。

    从文献金文资料看来,西周中央政权有两大系统,即卿事寮和太史察。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令彝》铭云:“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士)寮”,并且细举其目云:“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这就说明,周公子明保即伯禽曾经主管“三事四方”,授给卿事察。所谓“三事”,就是指王畿以内的三大政事;所谓“四方”,就是指王畿以外的四方诸侯的政务。“三事”之称,亦见于《尚书·立政》和《诗经·小雅·雨无正》等篇。《雨无正》说:“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胡承珙认为:“三事大大”就是《尚书·立政》所说的“作三事”,“任人谓任事之官,唯夫谓平法之官,牧谓养民之官”,“三事大夫疑为在内卿大夫之总称,对下邦君句,为在外诸侯之统称”(《毛诗后笺》卷十九),颇是。《令彝》铭中的“诸尹、里君、百工”,当即王畿以内官员的总称,就是“三事大夫”。诸尹相当于“任人”或“常任”。里君相当于“牧”或“常伯”,只是百工泛指各种官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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