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三卷-上古时代 5(第13页/共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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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赋”，可能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野人”亦即“庶人”，与西周的统治阶级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主要来源是被征服族的人民。庶字，似有卑贱、藐小、旁出和次等诸义，例如，庶子，庶姓就是指的次于嫡长子和姬姓的人。古籍中称“野人”作“庶人”，可能也有次于周族奴隶主贵族、周族乎民的含义。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于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尚书·召诰》），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三姓之后，于今为庶。”杜注云：“三后，虞、夏、商。”可见，不但殷亡后的人民成为庶人，而且虞、夏灭亡后的人民也成了庶人。西周时期的庶人与“国人”不同，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唯其如此，他们的地位差异，不但表现在政治上，在法令税役上也极悬殊。

    西周时期的被征服者殷族等居住在“野”里，主要担当农业生产，担负供给“天子奉养、百官录食，庶事之费”，他们仍然保有公社组织，以公社共同体的形式而不是以个别家族或个人，受到奴隶主贵族的“七十而助”和“五十而贡”的剥削。孟子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均见《孟子·滕文公篇上》），则充分道出了上述事实。正因为“国人”与“野人”的地位之不同，在《周礼》一书中也看不到六遂的野人建学受教育的迹象。六遂的官吏职守，大都说的“掌其政令”、“掌其戎令政事”和“掌其教治政令”等，从未见列“庠序”、“賓兴”一类的记载。由于六遂的“野人”只是从事农业生产，因而六遂的官吏职守中都说：“趋其稼事而赏罚之”（《县正》）、“趋其耕耨，稽其女功”（《鄼长》）或“以治稼穑”（《里宰》）。《遂人》职还说：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昏乐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穑，以时器劝甿，以疆予任甿。“甿”，郑康成注云：“变民言甿，异内外也、甿犹懵懵无知貌也。”这里把“野人”不作“田民”而称为“甿”，亦作“萌”或“氓”①，可能反映了“野人”不能建学受教育，“懵懵无知”这一历史实际。

    由于“野人”即庶人的身分地位比“国人”低，目前不少同志主张庶人就是奴隶，恐难成立。把庶人说成奴隶的主要根据是《大盂鼎》铭中的一句① 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 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上村岭虢国墓地》1959 年，科学出版社，第19 页；郭宝钧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 年第9 期。

    话：“锡女邦嗣四白，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他们说“人鬲”就是奴隶，“自驭至于庶人”统统包括在“人鬲”之内，因而就都成为奴隶了。其实，未必如此。我们同意铭文中的邦司、夷司，以及人鬲，驭、庶人等都是按被俘以前的身分称谓说的。他们由周天子赐给贵族之后是不是都成了奴隶了呢？铭文中没有说明。即使他们已经成了奴隶，那也不能根据这段铭文证明庶人本来就是奴隶。西周和春秋是两个相续的历史阶段，因此春秋时期史料里对于阶级的排列顺序，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貮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襄公十四年又说：“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貮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这说明土以下直到庶人、工商，都只有家庭组织，而无贵族阶级那样大宗、小宗的宗法，因此士只有“朋友”或“隶子弟”，庶人、工商、皂隶则只有“等衰”和“亲暱”的差别。但是，庶人工商和皂隶牧圉分为两个阶级，则是非常明显的。《左传》襄公九年云：“其卿让于善，大夫不失守，其士竟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这说明工商和皂隶都有专门技艺，因此说他们“不知迁业”，并非说两者为同一阶级。《左传》昭公七年又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这条材料只是数的贵族与奴隶两个阶级，而不数庶人工商，这恰好证明庶人工商不是奴隶，而是平民阶级②。还有解放后出土的《宜侯夨■》也有赏赐庶人的记载，论者亦以为是奴隶。铭文中说：周王赏赐宜侯的有田土、有邑落、有人民，又值周初伐商之后，这是“封国”。如果说赏赐的人都是奴隶，奴隶不能有姓，也无称“在宜王人”、“宜庶人”的道理。“奠”即“郑”，和“奠七白”一起封赐的“[千]又五十夫”③，当是他们所属的“庶人”。这里的赐土赐民，是指周天子将其征服地区划归被封者的统治区域而已。铭文中“才宜王人”、“宜庶人”和“郑七伯”，皆非奴隶。参证前述，庶人、庶民都是奴隶的说法，自应消歇。

    论者或谓凡是被赏赐的都是奴隶的说法，也非确论。我们知道，在残有公社的古代社会中并没有完全自由的农民，即令是公社农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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