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了不倦地学习的良好楷模。这种对人生持积极态度的论述,是十分宝贵的。中世纪有《列子·杨朱篇》的思想,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乎声色美厚。佛教东来以后,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观。而道教的求长生的思想亦为地主阶级中特权者所喜爱。然而真正的勇士,诚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澹的人生,历史上与黑暗势力搏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执持《春秋》之义,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躯以报宗国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这应是中世纪的最宝贵的精魂,为后人所继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宏伟阔大,令人钦仰。
人生哲学与人性论相联系,又与道德学说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与道德学说的特点。
第七章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第一节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历史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提出了两个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还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伟大人物所创造的?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历史本身有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认识?这是历史的可知性问题。关于历史理论,虽然还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都要取决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好象已成为常识,是不待解说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神意识观、英雄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曾在西方各国长期流行,中国在这方面也并无二致。甚至在近、现代,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仍有市场。分析这些论点的错误,还须作细致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客观性重视得不够,往往把历史研究工作跟历史记录的研究工作等同起来。历史研究工作,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记录研究工作,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历史资料,而不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两种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重视这种区别,对于史学发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钊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本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记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说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钊把客观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他这段话发表于1924 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不失实效。我们重视这种区别,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也是史学工作中应有的严肃性。
人类历史现象跟自然现象一样,虽然千头万绪,但都有规律可循。不过,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现象更复杂,变化得更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以及辩证法则贯穿于各类社会矛盾之中,这都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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