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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一卷-导论 4(第11页/共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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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科学上的论断说成是人造的假设。

    他举例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Johannes Keppler,1571 —1630)、如牛顿(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①胡适这段话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说法,胡适把这种观点带到史学工作中,造成很坏影响。

    有一种比喻说我们忠实于历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对象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由于角度、光线、范围的大小不同,同是一个对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样。研究历史要尽量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观、客观间的问题。就历史本身讲,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是主观同客观的结合。无论多么高明的历史家也很难说能把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来,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实性就越大。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有人认为历史本身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改变它的历史意义。过去的事情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秦始皇灭六国在当时是一种意义,在汉初人看是一个意义,今天看又是一个意义。第一次我们对某一问题如何看,第二次我们发现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并根据这些修正和补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补充了第二次的看法,这不是说,以前的研究看法没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① 以上见《胡适文存》卷二,页77~78。

    我们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进步。这就是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跟不可知论是有区别的,跟机械论是有区别的,是辩证的。

    应当强调,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不同于一切的个别历史现象,它贯彻于纷繁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列宁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99900041_0284_0列宁的话阐明了规律的研究在历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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